>>No.63737212
因为这项研究有着长达十年的跨度，所以对于大学的描述也许与当今会有一定的差异，对于如今优绩主义神话更加浓重的中国顶级大学，情况也许有细微的差别。（但比如“小镇做题家”在生涯规划、“经历经济学”上的后知后觉是不变的）
令我感动的是致谢中的一番话：
“您一定留意到了，我在全书的正文中给“小镇做题家”都加上了双引号，因为我认为，“小镇做题家”或多或少地带了反思、协商和反击的成分。我一直不主张将“小镇做题家”看作一种客观的能力叙述（只会做题），又或者一种客观的绝对的生活状态（没有物质资源和社会网络）。“小镇做题家”也并不喻示注定更糟糕的人生结果——大学是一段人生征程的结束，也是下一段人生征程的开始。要更好地理解它，就要在理解它之前如哲学家胡塞尔所说的给它“加括号”以悬置自己的前见。把它看作某种既存的客观的实在，只会带来农村和小镇学生的污名化，也会让人觉得它是难以改变的命运。
这些想法的萌芽始于我和我博士、博士后阶段的导师白杰瑞教授（Professor Gerard A. Postiglione）的一些对话。我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完成我的博士学业，并在那里从事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。导师白杰瑞教授是位意大利裔美国人，性格和蔼可亲，习惯我们叫他杰瑞（Gerry）。求学期间，他也许看出我在办公室面对他时常常感到局促，就常领着我去港大的教工餐厅，并在就餐时和我讨论我的研究。在港大梁钅求琚楼的教工餐厅就餐是种特殊的体验，不仅可以一窥来自世界各地教授们的着装和互动风格，还可以在山腰上十几层楼高的全景餐厅鸟瞰维多利亚港。
我时常和杰瑞说我琐碎的研究发现，他也乐此不疲。有一次，他突然打断我，问我的社会流动经历。他说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在内地一个小村庄长大，但不是依然能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喝咖啡、看海、聊学术工作？漫长的成长历程，除了流动过程带来的那些烦恼之外，你还收获了什么？如果一帆风顺，没有遭遇你故事里的人遇到的类似情形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少了很多关于这个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思考？而这些思考是不是专属于你和你所属的那个群体的？”
